中文汉语(又称国语、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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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文之一,亦为当今世界上作为母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除中国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广泛使用汉语的国家。在中国港澳地区,汉语被定为官方语言,而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作为非法定的行政用语。很多国家都开始将汉语列为第二语言,加入授课内容。

狭义的“汉语”仅指现代标准汉语,是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以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在非表音情况下,仅指现代白话文的书面语,其他的方言白话文不能作为书面语。中国的中小学中教授汉语的文字、语法、文学等的科目叫语文、中文、国文等,都是汉语文的称谓。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语文课,以普通话(国语)授课;在香港和澳门因通行粤语,所以学校会以粤语授课。中国大陆、中国港澳的“普通话”、中国台湾的“国语”、海外华人华侨的“华语”大体上是相同的,只在个别字词的读音上有些微区别。此外,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是以繁体中文为主要文字的地区。
中国的语言学家多认为汉语是一种单一的语言,但国外部分语言学家和中国国内的一些语言学家以及一些地方主义者认为汉语作为一个语族是官话、粤语、吴语、闽语、客家话等语言的统称,即汉语是由一簇亲属语言组成的语族,但综合起来看仍是一门语言。
中国汉语
在2007年的国际认证ISO 639-3国际语种代号的编制中,国际标准化组织把汉语分为13种方言,闽东方言(cdo)、晋方言(cjy)、官方言(cmn)、莆仙方言(cpx)、徽方言(czh)、闽中方言(czo)、赣方言(gan),客家方言(hak)、湘方言(hsn)、闽北方言(mnp)、闽南方言(nan)、吴方言(wuu)、粤方言(yue)。
汉语历史沿革
上古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
《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为“造字圣人”;《河图玉版》、《禅通记》记载仓颉曾经自立为帝,居阳武,是上古时期的一部落首领。

上古汉语存在于周朝前期和中期(公元前11到前7世纪),文字记录有青铜器上的刻铭、《诗经》、历史书书经以及部分《易经》。
据《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可见周朝建立时期就开始实行语言文字的统一。
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还有170多个。至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
先秦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秦朝重新统一之后,进一步规范了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

中古汉语使用于南北朝、隋朝、唐朝和宋朝前期(公元7世纪到10世纪),可以分为《切韵》(公元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广韵》(公元10世纪)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汉把这个阶段称为“古代汉语”。
语言学家已能较自信地重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种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多样的现代方言、韵书以及对外语的翻译。
正如印欧语系的语言可以由现代印欧语言重构一样,中古汉语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总结汉语的语音体系,这些资料仍然是现代语言学家工作的基础。最后,汉语的语音可以从对外国语言的翻译中了解到。
在这段时间,佛教词语融入汉语,源远流长。
如东汉牟融所著的《理惑论》[③a]和张衡的赋中就已出现佛教词语[④a],甚至此时的皇家公文也能见到佛教词语:据《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记载:汉明帝在给楚王英的诏书中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不到五十字的批语,就用了“浮屠”、“桑门”(沙门)、“伊蒲塞”(优婆塞)等音译佛教名词。东晋以后,佛教盛行,玄学与佛教结合,文人学士大都喜欢谈佛,经常在其诗文中引用佛经禅语,以表情达意。如《文选》中南朝王中的《头陀寺碑文》是一篇仅一千二百多字的短文,而其中所用的佛教名词竟有五十多个。如“阴法云于真际则火宅晨凉,曜慧日于康衢则重昏夜晓”一句中,“法云”、“真际”、“火宅”、“慧日”均为意译的佛词。又“奄有大千遂荒三界”共八字的短句,即有“大千”(“三千大千世界”的略语)、“三界”两个佛词。《广弘明集》中收录南朝梁文学家沈约的诗文共26篇,其中《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共2560字,有佛教词130个。至于南北朝后那些信奉佛教的大文学家,如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上,都受佛教的影响,其诗文中佛教术语频频可见。如王维《过庐四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七韵》中就有“青眼”、“青莲”、“香积”、“上人”、“锡杖”、“檀越”、“趺坐”、“焚香”、“法云地”、“净居天”、“因缘法”、“次第禅”、“一灯”、“身”、“心”等从单音节至三音节的佛教语词。而以写通俗诗闻名的诗人如王梵志、寒山等人的诗中,佛教用语更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如寒山诗:“痴属根本业,无明烦恼坑;轮回几许劫,只为造迷盲。”又“十善化四天,
庄严多七宝;七宝镇随身,庄严甚妙好。”其中“痴”、“业”、“无明”、“烦恼”、“轮回”、“劫”、“十善”、“四天”、“庄严”、“七宝”均为佛教词。王梵志的诗中,就有可称作佛教专用名词的一百二十个左右。

近代汉语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使用的语言。广义的现代汉语包括汉语的各种方言,即不同地区的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这些语言都是汉语,只是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而狭义的现代汉语则是指“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所代表的标准现代汉语也是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
对外汉语是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国家或民族的人为对象的汉语教学。也称为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或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相应专业为高等院校培养具有较高外语文化修养且能以外语为工作语言的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师,为旅游和各类涉外部门培养导游和翻译人才。

    汉语是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 9.4亿。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据称传统汉语教育最好的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在广义上是指汉族的语言,狭义上指普通话,另外还有国语华语中文等称呼都是指汉语。毫无疑问,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世界上大约有1/5的人使用汉语作为母语。汉语也曾对其周边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例如日语、韩语、越南语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以及汉语书写体系文字。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是或是一种中国语文。

汉语属于独立语,分析语。汉语的书写方式是一种象形文字的汉字。五四运动之前所使用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是一种以孔子时代所使用的以“雅言”为基础的书面语。五四运动之后所推动的书面汉语通常被称为“白话”,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现代书面语。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言已经很少使用了。

语音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个字的声母都是[tang],韵母都是[ang](方括弧里是国际音标,表格里的国际音标省去括弧),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 4个不同的语素(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在书面上写成 4个不同的字。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台湾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话声母、表3北京话韵母)。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语法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

文字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①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 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②合体会意字。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 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 (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事实上,由于长时间使用汉字这一可以表意的书写系统,汉语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词,而且这个现象确实发生了,现在一个音节最多可以对应几十上百个汉字,如果使用拼音来记载语音,会出现不读出来就看不懂的现象,即使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拉丁化的计划是不现实,对传统文化不尊重的。

方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下边把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非官话两大类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4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3/4,人口占全国2/3。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赣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南地区)、客家方言(广东省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 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

历史  方言反映历史。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相对说来比较小。同样,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语音的差别大 , 语法和词汇的差别小。从总体上看,从上古音(先秦时代)到中古音(隋唐时代)再演变到现代北京音,经历了逐渐趋向简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都有浊音、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三套。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很可能还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除了见于现代方言(例如广州话)的[m、 n、□、p、t、k]之外,还有[b、d、g]。到了隋唐时代,复辅音声母和清鼻音声母早已消失,辅音韵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却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化为舌头、舌面和卷舌三套。在现代北京音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清化了,辅音韵尾只有[n]和[□]两个。
声调的演变是另一种情形。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 4个调类。在现代方言里,同一个古调类有时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成阴阳两类。因此有些方言调类的数目比隋唐时期多,许多非官话区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来,在调类的分合上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在许多方言里,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古去声字合为一类。二是官话方言的入声韵尾消失以后,入声字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北京话就是如此。
分析谐声字和经典的注音,可以发现上古汉语有过以变调和/或变化声母的清浊作为转变词性(包括分别自动词和使动词)的手段的痕迹。在句法方面,先秦汉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要提到动词的前边去(吾谁欺│不我欺)。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动词词尾“了” 和“着 ”的产生、动补结构的产生等等。“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词尾。动补结构〔包括不带“得”的(染红)和带“得”的(染得红)两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 180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3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汉语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都有辉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义编排的字典《尔雅》是战国时代编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汉字偏旁编排的字典,同时也是第一部对汉字的结构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韵书里,隋代陆法言的《切韵》(601)地位特别重要。无论是研究现代方言,还是上推《切韵》以前的音韵系统,都是重要的资料。9世纪开始出现的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等)是一种表示整个音韵系统及声韵调三者配合关系的表格。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描写汉语的音韵系统,这种性质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飞跃的进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谐声字系统跟《诗经》用韵基本上相符。清代学者根据这两种材料给上古音韵母分部,取得了显著成绩。到了王念孙、江有诰,这项工作几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可以补充修改之处已经不多。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也有重大贡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广雅疏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语法学方面,中国学者向来着重虚词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最有影响的著作。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出版于 189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
20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的成绩是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构拟。这方面工作的开创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其后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氏文通》研究的对象是古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从 20世纪开始的。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两部书反映了前半个世纪汉语语法研究达到的水平。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虽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来的语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响。6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进步很快。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1968)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
在历史语法学方面,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增订本,1984)里的一部分论文开创了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方言的报告。这部书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有重要影响。1956~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方言调查。1979年创办了专门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对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
20世纪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商代甲骨文字和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促进了这一门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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